中国古代的民间教育

唐晓敏

中国传统教育，不单单有书本的教育，还包括民间俗文化艺术的教育。如传统戏剧，传统音乐、舞蹈等等，也都发挥着教育的作用。对此，民俗学家钟敬文有深刻的研究，他指出：“一切文化活动，在广义上都可以说是教育的。把‘教育’只限于学校中的讲解、肄习，这是一种狭义的，同时多少也含有偏见的说法。学校教育的历史，从人类整个的历史看，是相当短暂的，同时它的范围也非常受限制。我们晓得现在地球上有不少民族是还没有学校的。我们又知道有好些民族或国家，她的多数人民，往往是和学校不怎么发生关系的。原始民族，和半开化国的多数民众，他们不靠学校来做教育的机关。他们的教育机关，大抵是整个社会和许多家庭。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上，在特殊的生活（后者，例如大祭日，新年，成年式等）都有着受教育的机会——或者教育的机会。在这种社会里，他们的礼仪，他们的习尚，他们的禁忌，他们的艺术，都是他们具体的教义和教材。……一座堂皇的祠堂，一幅庄严的神象，一出忠义的戏文，它们所掀动的情绪，所教导的行为，是不容易计量的。民间艺术比起我们学校中所讲习的音乐、唱歌、工艺、诗文等，无疑尽着最大的，更实际的教育职能。（《钟敬文教育及文化文存》第15、16页，董晓萍编 南海出版公司）

就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言，戏曲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有人指出：“戏剧是中国人唯一的一个全民性的公共娱乐，戏剧之于中国人，就好比运动之于英国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一样。” （ 美 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第1页，匡雁鹏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朱琳：《昆曲与江南社会生活》，第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历史上，戏曲是大众化的艺术。即使是今天被看做是高雅的昆曲，当时也有广大的受众。昆曲盛行时，“上自王公士夫，下至走卒皆酷嗜之。”（《戏剧之变迁》，载陈伯熙《上海佚事大观》，第45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尤其在江南，“市井鄙夫及乡曲细民。虽一字不识也，亦能拍板高唱一二折。”（剑秋：《昆剧衰微史》，《申报》1916年7月1日）（朱琳：《昆曲与江南社会生活》，第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关于戏曲的教育作用，余秋雨在《戏剧审美心理学》中说：“流浪戏班难道仅仅来赚取钱财？他们留下的东西应是更多。穷乡僻壤的草台班演出，岂止是驱走了一夜的寂寞？它们或许能向劳苦的农民惠赠一生的话题。于是，一字不识的世代贫民，都知道自己民族曾经产生过的英雄和败类；见闻狭窄的市井妇媪，一生都与历代敢于争取自由的悲剧女主角感情相通山隅海陬的邻里纠纷，往往通过著名戏剧故事中的情理来公正排解；捍卫祖国疆土的战斗中，兵卒们的心目中闪动着前代壮士的形象……毫无疑问，舞台是中华民族接受多方面教益的最广阔的讲坛，文人墨客对名山胜景，心头会浮现出情景契合的著名诗句，而广大人民群众在种种生活境遇中更多的却是哼起几句戏曲唱词，呼唤来一个剧中的形象。”（余秋雨：《戏剧审美心理学》，第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1958年，毛泽东在审定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补进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著作，然而上举这些，不能不影响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第15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这里提到的孔子、孟子、荀子、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是哲学家，而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是文学家，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因此，毛泽东认为，“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这是很有道理的。